2009年，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，但在全球钢产量同比大幅下降的同时，我国粗钢产量却创下日产量的"历史新高"，全年产量更是高达约7亿吨，技术含量低、高耗能的长材产品价格，明显高于技术含量高的板材，产生了"反结构调整效应"。
这其中的原因，就是投资和房地产的拉动，其内在的逻辑是：有很轻松的赚钱的行业(比如房地产)，谁还会去做费力又见不到现钱的结构调整呢？
房地产并不是一个技术领先或对技术进步有明显推动的行业，它的过快过猛发展，只会增加更多的高耗能产品需求，使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大。同时，它会在需求和价格上，对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形成逆激励，不利于产业、产品结构升级。
目前决定房地产和房价高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货币。2009年一年的信贷量就达到了9.6万亿，相当于过去四年的信贷投放总量。而有统计数字显示，其中超过2万亿元流入房地产领域。
房地产泡沫将明显地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。我国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收益是不低的，有人估算可能达15%。但为什么企业还是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炒房等投机性行为，收益率更高更快，而且风险很低。只要房地产暴利的持续存在，社会资金、人才及其他资源，都会很自然地偏好于房地产，也不必辛苦地搞自主创新。
如何逾越"中等收入国家陷阱"
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面前：继续发展会不会重演许多国家难以逾越的"中等收入国家陷阱"？
"中等收入国家陷阱"是指，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，因过去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被锁定，无法转换和突破，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。我国后危机时期的主要发展战略就是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，从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。
从历史上看，很少有经济体，尤其是大国，能够顺利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、社会和政治挑战。经验也表明，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，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而成为高收入国家。
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，大体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相同，但始终徘徊在这一期间，直到现在已过去了近40年，还都稳定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。可以说，在这方面的成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，成功者几乎仅有韩国和日本。
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、资金及人才方面都倾向于房地产业，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，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。这即是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。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，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，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，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。所以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，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。
韩国在1975年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，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，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，采取抑制性的政策，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。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，与其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。
目前已经有很多依靠实业起家的企业家不愿意再搞实业，原有的主业或维持或退出。很多名牌企业，这几年投资房地产赚的钱高于20年做实业的钱，那谁还做结构调整呢？通过去年持续达半年多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"房市"，已经使我们错过了极为难得的结构调整机遇。
房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
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，正好是我国加快摆脱过去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增长的好机会，但一味地保房地产，不仅没有减弱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，相反，却明显增强了这一依赖。结果投资率进一步上升、消费率进一步下降，投资与消费之间严重失衡。
怎样加快结构调整、转变发展方式呢？优环境、抓重点、明方向、改体制。
优环境，就是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。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，否则大家没信心，即保一个底线，近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在6%左右，现在远远高于这个水平。但更关键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(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)，太快了，许多落后的产品、产业不能淘汰，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。
而优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，即要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、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。当下房地产的诱惑太大了，这必然产生一种反结构调整效应。一些利润率不低的行业也不想守本分，把剩余资金大量转投房地产。所以，加快结构调整，必须改变这一环境，下决心让对产业升级作用很小，但资金、资源占用却极多的房地产回归常态，压缩其暴利空间，让结构升级的重点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供应，企业家更乐于本业搞创新。房地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。
同样，现在中国的社会，各级政府、企业、甚至个人都有很强的投资意愿，甚至是极强的投资冲动，一般性的投资不是政府政策刺激的重点，相反，要适当抑制投资冲动。
去年国家相继出台的新兴行业振兴规划，现在文化产业也是振兴规划范围之内，笔者认为范围还是太大了。应在这些行业中选择三五个更具战略导向作用的产业，如汽车、装备制造、新能源等，这些产业都曾是西方传统优势产业，而他们的优势正在衰退，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进行结构调整。国家可以通过很集中性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，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其他产业则主要让市场来调结构，中央政府只是给一般的支持。即一些地方或企业调这些产业的结构，制订相应的规划，中央政府就给支持，不调就不给支持。
2010年形势很好，这是去年政策效应的继续体现，再加上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将会比较强劲的帮忙。但未来2-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存在较大的风险，有可能再度出现大调整。因为后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将是趋紧的，需求不足(外需、内需都不足)、产能过剩、房地产泡沫破灭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强的压力。同时，产业升级问题、城镇化问题、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都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，因此，中国经济存在再次大幅波动的风险。
我们应从2010年开始，努力做几年功课，轻增长重结构调整，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、转方式上，才能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。关键是要减少诱惑，并让房地产
